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效率为核心，以资源循环利用为途径，促进“资源—产品—废物”线性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发展模式，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外延及定位之争
不同学者对循环经济的内涵有不同理解。对学术讨论，可以也应当鼓励各抒己见；对正规表述，国务院文件已有明确界定：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
关于循环经济的作用和定位国内仍在讨论，甚至延伸到法律层面。有人认为循环经济是资源战略，有人认为是环境战略，有人认为是发展模式。这些定位并无对错之别，仅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循环经济，一头连着资源，一头连着环境，本身也有多种业态。
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战略。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原则，就是从废物减量或循环利用角度提出来的。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基本特征出发，循环经济的减量化不是简单地降低资源消耗总量，而是要减少废物的产生，达到提高资源产出率和减少废物排放之目的。西方国家工业化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我国已经不具备照搬这种模式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
“废物是错置的资源”被许多学者看成至理名言；然而，废物资源化是有前提的，而且有些物质可以循环利用，有些则不然。可以循环利用的物质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的物质循环，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如各种废金属、塑料、纸张、玻璃、催化剂、水等。第二类的物质循环，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不一定合算，如一些建筑材料、包装材料等。第三类的物质循环几乎无法实现，如表面涂层、油漆、杀虫剂、除草剂、防腐剂、防冻剂、炸药、燃料、洗涤剂等化工产品。因此，应使第一类物质尽可能得到循环利用；对第二类物质要研究循环技术的实用性和经济学，尽可能使企业有利可图；对第三类物质要研究代用品或替代方法，如用生物法替代杀虫剂等。总之，垃圾资源化需要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环境友好。
循环经济是重要的环境战略。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发达国家最初是从废物管理角度提出循环经济的。我国的环境保护管理界和理论界，早有源头预防污染的认识。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32字方针。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的表述，也出现在我国第二次工业污染防治大会的文件之中。循环经济得到历任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合会、环保部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功不可没。十八大报告将“节约资源”上升到“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高度，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循环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体现了资源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性。
转变环境污染“末端治理”模式，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环境“末端治理”措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其一，是一种被动策略，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污染问题的产生；还存在污染物以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风险。如电厂脱硫将大气污染物转变成了固体污染物；污水处理后的污泥也成为新的污染源。其二，遵守收益递减规律，随着污染物的减少需要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其三，倾向于对已有技术的强化而不是创新，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污染治理技术形成技术“锁定”效应，阻碍了技术跨越。其四，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企业满足于遵守环境法规而不是在开发利用污染少的生产技术、设备和工艺上投资，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手段非法偷排污染物。其五，不能有效遏制生产中的资源浪费，如啤酒生产中的废弃物部分是来自啤酒瓶的破损，酒糟是可以循环利用的有机质；如果从优化生产工艺入手，可以花更少投入就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其六，政府行政监督管理的成本高。“末端治理”是一种只投入而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措施，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早已放弃了这种费而不惠的解决污染问题的技术路线，循环经济则是环境保护措施的“升级版”。
循环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它是要在社会生产和消费中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要求。传统的经济增长将地球看成为无穷大的资源库和排污场，经济系统的一端从地球大量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另一端向环境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和废渣，表现为“资源—产品—废弃”形式，是一种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增长模式；循环经济则按“物质代谢”、“产业共生”等关系延伸产业链，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是一种集约化的增长模式，也伴有新的产业形态。
循环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它是要在社会生产和消费中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要求。传统的经济增长将地球看成为无穷大的资源库和排污场，经济系统的一端从地球大量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另一端向环境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和废渣，表现为“资源—产品—废弃”形式，是一种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增长模式；循环经济则按“物质代谢”、“产业共生”等关系延伸产业链，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是一种集约化的增长模式，也伴有新的产业形态。
对循环经济几个问题的讨论。生态设计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真正“源头”，已引起我国相关部门的极大重视，但用于循环经济的实践并不多。许多产品在设计时就隐含了“过时”成分，这是当前一系列灾难性环境问题的根源；这种做法再也不能传递下去了，而要创新思路、创新模式。效法自然，将自然循环用于生态设计，除考虑功能、质量、成本等因素外，还应考虑环境友好，要求产品可拆卸、可回收、模块化，废弃后不是无用的垃圾排入环境，而能通过回收、分选、分解、再制造等途径回用于产品，从而使从采矿、原料提炼、材料加工、部件制造、装配、包装、运输、使用、废弃后回收、再利用和处理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负荷最小；还应当兼顾安全和品质等方面的要求。对某个工程师而言，受到的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决定了他会按传统的、线式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思路，沿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计理念和标准，选用常规材料、化学制品和能源；毕竟一旦采用全新的模式或多样化的投入会不知所措。因此，将生态效率付诸于循环经济的实践，可以从特定产品、特定问题开始，再逐渐推开。
技术进步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是将环境无害化技术纳入生产体系，予以统筹考虑和系统优化，加大先进适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力度，尽可能地以较低的经济成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信息通讯技术（ICT）进步不仅使“地球村”成为现实，也使人的生活更加方便、更加舒适，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福利水平提高。二是根据形势需要，工业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中土地、水、煤炭、矿产、森林、粮食等资源，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种商品，带来了积极的、革命性的变化，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医疗和保健条件明显改善；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推进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业发展。三是转变观念。传统工业体系是一种线性的、单向的“从摇篮到坟墓”模式，资源经过开采制成产品，销售给消费者，最后在某种“坟墓”（通常是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中得到处理，这是制造业的惯常做法，尽管比不考虑垃圾处理处置已经好多了。需要从不顾不管资源环境因素向“从摇篮到坟墓”乃至“从摇篮到摇篮”转变。
企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既要“龙头”企业带动，也要配套生产；既要企业间的相互竞争，更要共生共享。无论是国外的产业园区，还是国内的成功实践，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极为重要。卡伦堡的热电企业、我国以煤炭为基础的园区无一例外。按照经济学原理，分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企业间的配套可以提高效率。“小的就是好的”一书揭示了其中的道理：更多的就业会带来社会和谐稳定。然而，并非集聚在一起的企业越多越好，并非产业链越长越好，正如用一点杀虫剂可以减少农作物病虫害，但用得太多会造成土地、水和健康等问题。当一个系统出现一个主宰物种时，就是系统退化再清楚不过的前兆；如一旦湖泊长满了蓝藻，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因此，丛林之王的狮子并不把时间都花在捕猎上，这样就不会有断食的危机。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出现垄断企业，行业的创新会受到抑制；企业间不仅需要合作更需要竞争，没有竞争对手的胜者会索然无味。在商业竞争环境中，企业需要不断的自身调整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最能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才是最大的赢家。
二、循环经济思想及其演化
循环经济的思想古今中外皆有，不仅出现在哲学、宗教或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和日常行动中，且随着时势变迁、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演化。尽管中国文化乃至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但反映自然循环、节俭思想的名言数不胜数。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通变之谓事，这是《系辞》中的理论。“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的名言，本意是人的活动要尊重自然规律，受到生态文明研究者的推崇。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规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原则；从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利用自然造福人类也不可少，毕竟13亿人口要解决生存和发展前提。在自然系统中，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比比皆是；人所皆知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脂泥、脂泥养水草、水草清水塘，是其中的一例。我国古代将之抽象为金、水、木、火、土阴阳五行。其相生关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关系是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在生态学课本中，对应的角色是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在我国循环经济知识的普及初期被专家广为介绍。
相生相克、共生寄生关系，不仅可以用于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也可以用于指导环保产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息息的论述，本质上是希望子孙繁衍、社会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毕竟没有人就谈不上社会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留下足够的资源和空间。
我国现今强调的循环经济减量化优先，古人则将节俭提升到美德的高度。中国历史上不少明君贤臣，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节俭美德的价值。诸葛亮曾经说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人认为，勤俭是关系到生存败亡的大事；今人也将节俭看成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仍保持活力的因素。《荀子•天论》中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这是资源节约思想的较早来源。古人治国理政强调禁奢崇俭，既出于经济的原因，更要考虑品德与政治的因素，所谓“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即使在大唐盛世，魏征也规劝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实现长治久安。
勤劳简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浅显而内涵深邃的名言，反映了盘中每一粒米都是辛苦得来的道理，被贴在饭店或食堂墙上。明末清初教育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说明了即使是一顿粥、一顿饭，也应当想到它来得不容易；即使是半根丝、半根线，也要想到劳作的艰辛。
如果说自然循环与节俭是美德、是思想，循环利用、资源化更多的是实践。《从摇篮到摇篮》一书中介绍了4000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有循环利用废物的农业实践。据经济史学家考证，桑基鱼塘的循环经济雏形在990年前的唐朝就有记载；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农业案例不计其数，很难考证哪个地方出现得更早。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原物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事实上，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指导方针。虽然近代国外提出循环经济概念的时间早于我国，我国的实践却推动了全球的循环经济发展和研究。
工业革命以来，国外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循环利用、资源效率等思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出现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寂静的春天》为发端，其后的1970年美国举行大游行，呼吁保护地球并成为尔后的世界地球日。70年代爆发两次能源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三到五个百分点，节能呼声日盛。发达国家开始反思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道路，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也逐步转向源头控制和全过程减排。西方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数百处关于废物循环、环境等问题的论述。在探寻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三位一体的道路中，循环经济应运而生。
首先提出循环经济理念的当属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Ewert Boulding），1965年5月10日他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EARTH AS A SPASH SHIP）一文中提出，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的生存能力依赖于具有闭路循环特征的世界生态系统上所有元素和人的共生关系；人不应该将地球看作为垃圾场。文中用了“循环其废物(recycle its wastes)”及“循环流（circular-flow）”等词语，虽没有用到循环经济一词，却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需要“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的想法。1966年，鲍尔丁还发表“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一文，其中提出“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类似于“宇航员”经济。地球是一艘孤独的宇宙飞船，其中没有无限物质的贮备库，既不能无限开采也不能任意污染。人类必须找到自己在循环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进行物质再生产。鲍尔丁因而被认为是生态经济学、我国学者认为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最早倡导者。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Pearce，D.W. & Turner，R.K）1990年第一次使用了“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他们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第二章的标题用的就是“循环经济（the Circular Economy）”。他们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起资源管理规则，构建了物质流动模型。废物可以是循环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有正的影响，或直接对自然同化能力产生压力。在后一情形中，超过自然同化能力的废物排放量对直接的效用或资源的可获得性均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广义的包括同化能力在内的资源概念，皮尔斯等提出自然资源管理的两个规则：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率不大于其可再生速率；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流要小于或等于环境的同化能力。针对资源存量的特点还提出：可耗竭资源减少应当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来补偿（可持续性）；人们达到一定的生活标准，就要减少对可耗竭资源的消费或增加可再生资源存量（提高效率）。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问题十分突出；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尤为紧迫。
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的根本途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是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减量化要求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污。再利用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资源化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垃圾。一方面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措施，大力推进资源节约、提高资源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强度，将经济增长对物质消耗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废物资源化，提高资源深加工度，物尽其用、变废为宝，使得废弃物吃干榨尽、化害为利，既保护了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资源供应。对失去使用功能后的物品进行适当处理，翻新为可继续使用的产品，以显著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
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污染物排放总量大，雾霾污染严重天气频发，地表水污染严重，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垃圾围城”现象众多，二次污染严重。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增长速度也位居世界第一。如不能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可能危害群众健康，抵消经济发展成果。研究发现，水、大气、固体废物的大量产生与资源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内在联系。资源高消耗必然带来环境重污染。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才能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污染物排放。
发展循环经济，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形成一种新的业态，如互联网+已经催生废品回收的新业态，并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发展，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在上下游产业链、生产过程耦合的基础上，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和能量的梯级利用，延长产业链，有机衔接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带动技术研究与开发、咨询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循环经济，必然加快产业园、产业集群等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发展，通过产业组织创新，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产业规模化和集中化发展。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不再是附属于生产过程末端对废弃物进行处理的“尾巴”，而是一个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末端将废弃物转变为资源、拉动技术创新的越来越有利可图的“朝阳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的客观要求。绿色发展本质上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作为解决环境资源约束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绿色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绿色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生产过程中做到节能节材和环境友好；二是生产的产品具有较好的环境相容性。这就要求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循环经济“三R”原则，对废弃物进行循环再生利用，对余热余能梯级利用，实现清洁生产，做到废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物零排放；通过再制造产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和减量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碳生产率。同时，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能效高和环境友好的特征，因而也必须生产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对农业来说，就是通过发展规模化、设施化、有机化、循环化、品牌化的农业体系。总之，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实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尽量少排放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将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
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资源产出水平和利用效率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相当明显，表现为资源产出效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这些因素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缺乏竞争力，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创造了条件，但面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发达国家为保持其竞争优势，不仅要求产品和企业生产过程符合环境标准，而且对产品的能源资源消耗强度，产品的回收、废弃和处置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这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直接的影响。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借助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可以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物质能产业、有机肥产业、太阳能发电等的高度集成、产品到饭桌的对接，降低农业面源污染，保障食品安全。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成为提高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发展循环经济，是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大量、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在创造极为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资源环境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面临的严峻挑战。大量事实表明，传统的高消耗增长方式，向自然过度索取，导致生态退化和自然灾害增多，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损害。加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讲求生态效益；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更要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搞好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彻底转变高消耗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